1、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职能转变的新需要
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新的世界性经济运行机制的启动，跨国公司、全球金融机构、世界性经济组织等成为主要角色先后亮相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大。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国际联合、控制资源流向、影响经济生活、引导文化时尚、操纵信息媒体，深刻地影响着主权国家的社会生活，也对传统的权力运作带来了挑战。哈贝马斯觉得，全球化的经济超出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，迫使大家去探寻替代策略——如把迄今民族国家所承担的社会福利职能出售给跨国机构。对于政府来讲，全球化既是机会，又是挑战。
一方面，经济全球化为政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进步空间。主权国家间的相互依靠性既有益于用规则贸易取代强权贸易，从而给予进步中国家自我保护的方法，也将为国际经济的进步提供新的机会。因为在客观上需要分工的深化与市场规模的扩张，全球化也推进着生产从国内地区间分工向国际分工进步，推进着销售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扩张。在追逐规模效益与分工效益的过程中，跨国公司通过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，协调其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格局，推进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的飞速发展。很多的国际资本流向什么区域，就会加速什么区域的进步。同时，全球化也为各国的经济进步提供了平等的机会，各国都在力争创造好的环境，加速自己进步。因此，全球化无疑拓宽了政府活动的空间和范围。
其次，全球化对国内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。作为进步中国家和典型的后发型国家，中国要成功地推行跨越式进步策略，在全球化角逐中立稳阵脚，重点是要打造一个得力的政府，求真务实、具备强烈责任感的政府，放眼全球、目的远大、应对有策、精干高效、运转灵活的政府。但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仍旧存在以下缺点：
第一，政策的可预见性和法规的透明度不高，依法行政的理念非常难植入。从依法治国的理念载入宪法到有法必依成为行政主体的自觉行动，中国的经历十分漫长。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：有法不依、没办法可依甚至知法犯法的状况在实践中依旧很多存在；凭经验办事、按首长的指示办事、看上级的脸色办事、搞“暗箱行政”等状况在一些地方还数见不鲜。内部法规大于国家法律，导致垄断经济，即“权力经济”，其主要表现为：市场准入，壁垒限制；长官意志，一言九鼎；行业垄断，任性妄为；法规体系薄弱，程序性法规匮乏。这类表现都与全球化不相容。
第二，政府的实质运作方法还不够规范。在政企关系上，国内政府还未完全从企业活动中超脱出来，权力性干涉和管制依旧过多，行政审批规范改革滞后，实质性的审批范围过大。在市场机制的培育上，国内政府的依法管理还非常不健全，对经济的干涉依旧过宽，缺少现代的公共服务观念。在管理队伍上，大家还亟待打造一支了解并能驾驭现代市场经济、有效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人才队伍。在管理方法上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将遭到挑战：跨国公司可能通过多种渠道绕过东道国政府的控制，可能依据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投资环境、法律透明度的高低和劳动力用工规范，随时转移生产和投资。这决定了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深化行政改革、打造全球化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，需要政府从传统的行政命令方法转变为行政指导方法，从刚性行政转变为柔性行政。
2、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变革
改革开放前，中国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处于空白状况，实践中也一直遵循政治行政一元论和古典的官僚规范。结果，政府总是以政治的方法对待行政，以行政的办法对待政治，并由此致使了一些问题和一定量上的规范性腐败。更为要紧的是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觉得：政府应该提供所有些公共商品，这一理念是致使政府扩大对经济生活的干涉的要紧价值原则；同时，政府是外在于市场的公共权力机制，这一观念导致了政府与市场的脱节，使得政府运作缺少市场效率，市场运作缺少公共支持。
相比之下，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是融合了公共理念与市场理念、以追求“三E”为目的的管理改革模式。它很大地突出了市场理念和公众的要紧地位。
在强化市场理念方面，新理论将政府纳入整个市场体系中加以通盘考虑，详细评估政府的社会福利、社会救济等公共职能对市场供应求购的影响；觉得应该将公共服务视为要紧的市场范围，将政府管理看作是市场机制与公共机制的结合；讨论政府在重视公平与公正的首要条件下提升资金运用的市场效率，把政府服务的水平提到前所未有些高度；崇尚和推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、社区化和社会自愿服务，强调在不一样的服务机构间引入角逐机制和市场检验。如此，政府就不再是单一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，其管制和审批部分的权力将大规模释放甚至取消。而信息资源的公开发布程度和提升贸易政策、法规透明度的需要，使政府内部机构变革成为势必。
在政府与公众关系方面，新理论强调客户取向、以服务对象为中心，并通过打造企业化政府来提升政府的能力与效率，使公众获得更多优质的服务。在实践中，全球化使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。投资来源的“非本国化”、经营活动的“非当地化”、交换的“电子信息化”与国际民间组织力量的日益“自治化”，都使公众和公民社会在社会日常的自治式运作能力、承受各种风险的自主能力大大加大。这对政府管理提出的需要是：加大对社会力量的借助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，不再从管理主体的角度考虑怎么样管制被管理者，而是站在社会与公众的立场上考虑政府怎么样为公众服务、对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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